文革时的金钱观:被抄家者将金条藏女儿私处(2)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两小时内共发现五处十六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的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在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勇敢和智慧。

当然,1976年的面对市场,与1967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其间的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社会秩序的混乱恐怕还为一些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去争取个人物质和利益诉求。

金大陆:这就是所谓“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动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当革命造反汹涌而起的时候,对“对象”的恐怖与对“自身”的诱惑是同时伴随着的。其实,在1967年1月反“经济主义风”之前,上海就有民办小学教师和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等,吁求“革命资格”的“造反”,目的分明是为了确认“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所以,“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

普通工人是否也借助“革命”来提高自己的待遇?

金大陆: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今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去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你的奖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12月份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地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准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的。这就告诉我们,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着奖金这一块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年七十一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年四十五元,菜场年六十元,清洁管理站年三十五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五元至六元。

到了1968年初的时候,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1966年提高全年奖金额五十五元,改为1965年水平的四十五元。我认为这并不是少要奖金,而更多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强暴的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

越到“文革”后期,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否越来越公开化?或者说,到那个时候,人们开始直接讨论金钱问题?

金大陆:可以这么说。这里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学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这种思想冲突。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六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