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谁来关心一线医护心理健康？

2020-04-02 11:50 作者：中华健康网出处：互联网

　　导读： 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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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对于精神科和心理医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除了担心被传染，每时每刻都处在在压力之下，心理治疗需要的很多有效的手段，例如语言交流，表情和身体语言的观察，穿上防护服之后，都受到了限制。

在医生群体中，“李文亮”这个名字成为了触发这场疫情伤痛记忆的按钮。“只要一听到李文亮的名字，我就难受得不行。”一位在武汉一线支援的呼吸科医生告诉“医学界”。

出发前，医疗队接到的任务是——为服务在武汉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兼顾到患者的心理健康。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个人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们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
《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的研究调查时间为1月29日到2月3日，当时，武汉疫情正处于爆发期。正如研究人员所分析的，“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量不断增加，工作量繁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媒体的广泛报道，缺乏有效药物，以及缺乏得到充分支持的感觉，都可能加重这些医护人员的精神负担。”
“达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的，我们则会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时间30到50分钟。我们也会教给医护一些自我调节的方式，像呼吸训练、肌肉放松、心理着陆技术等。”王振说。

关键词 >> 新冠肺炎,医护心理,PTSD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就像一个“树洞”，给疫情中愤怒、彷徨、恐慌、悲伤的普通人一个倾诉的出口，也折射出疫情之下，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化。

疲惫的医护人员/图片来自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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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在也碰到过多个出现无奈甚至自责情绪的医生。“特别武汉当地的医生，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患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抢救，但结果还是有人离世了；或者听到自己的同事、自己认识的人染病后抢救无效去世，这种心理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
但是，王振介绍，因为医疗队覆盖的人群有限，总体而言，他在一线接诊的达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诊断标准的病例并不多。
来源：“医学界”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疫情之后，谁来关心一线医护心理健康？》
王振带着第一组5个人，驻扎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一开始我们认为进入重症病房和患者面对面的机会应该不多，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需求还是挺多的。”王振告诉“医学界”，必要的时候，他要穿着三级防护装备，进入重症病房，和临床医生一起做联合会诊，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或者精神状态。

此外，一线医护还要时时担心感染风险。
正如美国精神科医生Najma F. Hamdani所警告的，“下一场大流行可能就是心理健康”。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医生培训方式，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但在引入中国后，原本以“关注病人”为主体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却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救试验。医生护士们围圈而坐，一个人讲述，其他人则静静地倾听。王振介绍，在武汉一线，巴林特小组确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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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调查研究的时间和样本的来源，也揭露了这项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正如两项研究强调的，保护医护人员，是应对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立即实施特殊干预措施，以提高接触COVID-19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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