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忽视了孩子的心理营养

刘冠贤：很多成人期的心理疾病都会在青少年期出现苗头，所以青少年期是非常关键的阶段。相较成人，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就算没有遭遇什么特定的压力源，也容易对压力有过度的反应。所以，孩子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得到心理健康的服务与干预。

记者：如何扭转这种状况呢？

记者：面对日益增多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学校、家庭与社会如何携手构建一个可靠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我在调研中发现，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校配备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不足。全国没有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小学、初中分别占比49.2%、41.0%，乡村地区比例就更高了。此外，受编制等原因限制，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好一点的学校能有一两名，更多的学校是由其他课的老师兼任的。走出学校，各个社区的心理健康辅导人员大多都是兼职人员，接受过系统心理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不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记者：以抑郁问题为首的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呈现出肉眼可见的低龄化、普遍化趋势。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

记者：这种不足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刘冠贤：为青少年提供可靠的心理健康支持，建立健全一个由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卫生健康部门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迫在眉睫。在我看来，可以探索一种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如医院-学校-家庭共建的校园心理健康教育联盟或家校-医校共育模式，这样就可以依托专科医院的心理专家为学校师生提供心理健康筛查及科普宣传服务，还可以定期为学校心理教育老师提供面对面技术支持。

近年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凸显。2021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0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刘冠贤：核心还是要落实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还担负着对青少年进行价值灌输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任务，有责任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的意识和积极健康的心理，而不是只注重分数的“高分低能儿”。

刘冠贤：我了解到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已经接近20%，最常见的是抑郁障碍、自杀行为、网络成瘾。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过度竞争、内卷化带来的焦虑和紧张情绪无疑会通过家长、学校传导给青少年。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校和家庭都过于关注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孩子在情感、志趣等精神方面的成长。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关心照顾聚焦在“一日三餐要营养”“身体不要生病”这个层次，很少能顾及心理上的需求。当然，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的不易，但家长不仅要给孩子提供物质营养，也要给孩子提供心理营养。

本报记者 王慧峰

“青少年身心健康关乎国家发展活力，关乎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医生出身的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刘冠贤一直都关注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在他看来，应当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建设，尽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但由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薄弱、家庭心理健康意识不强，当青少年出现行为问题时，学校和家长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有效施教。这说明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严重不足的。此外，社会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不健全，服务机构分散、能力有限，家庭和学校很难从社会上获得有效的专业帮助。

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却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无论是对学校、老师、学生，评价内容都要多元，纠正过往只看重成绩的单一标准，把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列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记者：具体到操作层面，学校如何担负起培养学生积极健康人格的责任？

刘冠贤：首要的是落实心理健康课程。要设置独立的心理健康教育课，不能将其与思想政治类课程合并，同时利用其他课和课外活动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再就是要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并且加强教师、心理老师、校医的心理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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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频出这一现象？

刘冠贤：一是在校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低，根据公开发布的数据，广州市、上海市等大城市精神卫生知晓率为70%左右，乡村地区精神卫生知晓率为50%左右；二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完善。